目前中国所处的时代，是近代以来经过了一百多年的转型，经济—社会—文化已经全面现代化的历史阶段。
之后，他们给作为村民自治简称的村治赋予新的内涵，将之扩展为乡村治理，村治研究遂发展为乡村治理研究。村庄生活的视角要求在村庄生活的逻辑中理解村治现象，主张结构化地理解各种村庄现象，形成对村庄的整体认知，并在此基础上理解所要研究的村庄政治社会现象。
法律制度作为一种规则体系而呈现，但其内在的蕴含价值和意义体系，却反映着法律制度所赖以运行的社会建构、价值标准和意义系统。人类学引入我国之初，就以中国社会研究为己任，因此与社会学不分家。这与不同学者的智识追求相关，更为中国社会和法治发展中各种不同的需求所决定。虽然经验研究与实证研究在英文中都是empirical research，但强调质性理解的经验研究与受实证主义影响的实证研究区别甚大，因此笔者较早在法学界提倡使用法律经验研究，将之与法律实证研究进行区分。第二，这些法律现象和问题，在日常生活情境或特定职业场景中可以观察到。
20世纪60年代，以劳拉·纳德（Laura Nader）为代表的新一代人类学家主张放弃规则中心范式，转向过程主义范式，关注的重点不再是纠纷解决所依据的规则，而变成纠纷解决的实际过程，研究法律与社会的互动过程，重视与纠纷相关联的行为和过程的描述及分析。个人问题、社会生活和政治过程中的很多现象，都需要且适合用经验研究方法在微观层面或中观层面展开研究。[76] 同前注［72］，程波书，第19页注释部分。
[20]有学者著书专章讨论马礼逊《华英字典》系列与日本学者的关系，他援引详细的史料证明了该系列的字典在1830年的日本已得到官方的重视并开始供译员们参考使用等事实的存在。见Emer De Vattel， The Law of Nations， Or，Principles of the Law of Nature， Applied to the Conduct and Affairs of Nations and Sovereigns， An Edition by Joseph Chitty， T. J.W.Johnson，Philadelphia， Law Booksellers， Successors to Nicklin Johnson.，1844，p.292. [17]［美］吴尔玺：《公法便览》，［美］丁韪良译，同文馆1877年刊印本之影印本，见丁韪良在自序之外所写凡例，第2页。[101]这或许是法学研究者在运用权力概念过程中更多地尊重和参照本国宪法、法律，更贴近本国法律实践的必然结果。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关注西学和日本法政思想及学术，读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箕作麟祥译著和论著当为起码的选项。
（九）随着外延包括各种公共权力的虚幻的复合型权利概念逐步淡出中文法学的基础性范畴架构，与我国宪法、法律文本契合的外延不包括任何公共权力的单纯型权利概念的地位理应获得提升和巩固，同时，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领域放弃某些现有不合理、无根据的基础性命题也势在必然。至于权力一词来到中国属回归还是引进，或许纯粹是一个经院哲学式的法学问题，不妨存而不论。
《康熙字典》和更早的各种汉字字典中的权字条目都没有列入或提及权力，[10]足以说明问题。他说：国家即固有统治权之主体，而为一切权力之渊源。（一）当代中文法学应把权力放在与权利同等重要的位置加以研究。[108]所以，我们可以说，权力的这些表现看起来体现的是公共利益，但只是表面上的公共利益，实质上主要体现的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利益。
从中文法学后来的发展看，这种悄然调换概念表述法律关系的技巧，一直使用到了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的当下。[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等：《权力与社会》，王菲易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99页。（3）属于国家所有的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它们同国家机关的关系，实际上取决于法律落实宪法相关条款的具体化程度[116]和相关国家机关主导开发利用它们的范围和程度。我国《宪法》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
盖征税有征税之资格，除国家与地方团体（地方政府——引者）之外，不能以私人资格征收之，故曰公权。伴随这种历史性变化的必然是政府开支绝对量和占比的大幅扩大，以及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队伍的相应增加，它们在法律上的必然表现，就是权力绝对量和其在法权结构中占比的显著增加。
[70] ［德］G.拉德布鲁赫：《法律哲学概论》，徐苏中译，上海法学编译社1937年版，第 191、201页。[78] 潘大道、李庭恺：《法学通论》，右文社1914年版，第114—119页。
[28] 历史上中文法学、日文法学在确立了权字与西文power、authority的对应和互译关系后，都曾进入一个权力概念实际上成形但因缺乏合适汉字载体而不得不寄居在权字中的时段，直到有人创造出權力或重新发现古汉语權力一词，这种尴尬局面才算终结。例如，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所记载的君上大权中的权，实际上指权力。制约和监督权力，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目标。因为，此举无异于鸠占鹊巢，尽管其最后结果是暂时妥协，即权力和权利两种含义不得不暂且在权字母体中共存。权力概念作为认识权力现象的成果，不论其外延也好，实质也好，其合理性都要反复接受法律实践的检验。（四）法学界应考虑放弃基于主体和强制力两指标识别权力并区分权力与权利的传统二元标准，改为采用一元的权力识别实质标准（亦称权力权利实质区分标准），并据此确定中文法学中权力概念的外延。
应说明，虽基于中国法律实践，但权力识别实质标准属学术标准，不仅不简单认可、追随实在法隐含的识别标准，还要审视和评价实在法具体规定的合理性。不过，对权字中权力概念的胚胎构成更大威胁的，是1864年丁韪良汉译《万国公法》时，数百次用权字来翻译英文法学的right一词，即大量地采用权字作为英文法学right概念的中文载体。
详见李步云：《法哲学的体系和基本范畴论纲》，《现代法学》2019年第1期，第3-17页。因为，孙中山很少使用权力一词，偶尔使用也只在主权的意义上使用，如他说：民权政治是要靠人民作主的，所以这四万万人都是很有权的，全国很有权力能够管理政治的人就是这四万万人。
在权力方面，杨廷栋的论述独到而大致成体系，属中文法学史上很值得重视的理论观点。这里如果使用的是法学概念 权利，作者或许还可以拿虚构的外延复合型权利的说法来辩解，但这里明明白白使用的是 法律权利，而真实的情况是，不仅中国现行宪法和各种法律，而且古往今来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法律中都没有规定过包括权力及其具体存在形式职权、权限、公权力在内的 法律权利 概念。
[74] 杨廷栋的《法律学》也对权利做了公权与私权之划分，但其著作中的公权不仅明确排斥权力，而且他还论述了排斥权力的理由，这是有别于前人，包括所有汉译日文法学著作的新做法。如朱采真将复合型权利中的国家对人民之公权概括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以及一切命令权等，[83]李景禧等将公权认定为国家及其他公共团体为其自身之存立上所有之权利，及其对于被治者人民所为之权利……如组织权、财政权、军政权、法政权及公企业权等是也。至于孰先孰后，那是由诸多偶然因素决定的。[80] 夏勤、郁嶷编纂：《法学通论——朝阳大学法律科讲义》， 朝阳大学出版部1919年版，第3—4、12—13、87 页。
那时，丘汉平的法理学讲义和著作中权利用得多、权力用得很少，但所用权力都是同权利平行和对称的。对此，只有从宪法角度才能看清和理解，从传统法理和民法角度观察，确实难以看清，不好理解。
尽管如此，百年来法学界对权力本质，并非完全没有探讨，如上世纪初提出的前述兵力论。[88]张映南同样是在讨论国家、主权、权力的基础上，通过解说公权将权力排斥在权利概念的范围之外：公权云者，甲国家及其他公共团体，对于乙国家及其他公共团体或私人之权利，又私人对于国家及其他公共团体所有之权利，皆谓之为公权。
马礼逊按贝尔格的建议给日译者写信订购将出版的字典，并向贝尔格支付了买书籍和印刷品的32元钱（dollar）。马礼逊《华英字典》系列和随后的麦都司、卫三畏汉英、英汉字典，都直接间接以《康熙字典》和中国学者的有关手稿为基础产生于中国。
历史上美国独立革命、法国革命、中国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先取得或建立政权，然后行使制定宪法（包括临时宪法）的权力进行法权的具体分配，包括将拟纳入宪法范围进行分配之权划分为权利、权力两块，然后在个人间分配权利和在各级各类公共机关间配置权力。这种格局在学理和逻辑上第一次遭遇挑战是1839年《海国图志》的刊行：其部分内容的译者伯驾、袁德辉试图将英文法学中right（权利）的内容拉进权字，而且实施了这一安排，尽管这一安排的文字量和实际影响并不大。（本文原载《清华法学》2021年第6期。而解套的唯一可行办法，不是也不可能是废除已获得新含义的权字，而是为在权字的空间里已经形成和成熟的两个待产法学概念找到新的汉语载体。
[108] 其中的力量，在恩格斯德文原文和在恩格斯生前出版的英文译本中，所用的本来就分别是指称权力的名词Macht和power，分别见：Friedrich Engels：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hums und des Staats，Im Anschluss an L. H. Morgans Forschungen. 2. Auflage. J. H. W. Dietz， Stuttgart 1886， p.135。[30] 福沢諭吉『分権論』（山中市兵衛、慶應義塾出版社，1877年）58、85、103页参照。
[67] 同前注［57］，美浓部达吉书，正文第109、124页。鈴木喜三郎『法學通論』（東京專門學校出版部，1900年）52—53页参照。
［苏］卡列娃等：《国家和法的理论》（上），李嘉恩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4—28、34—35、40—46、50—61页，第84页。[44] 梁启超1906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开明专制论》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权力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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